• 安全配资 通过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成本与挑战几何|解码特朗普关税

    发布日期:2025-04-12 22:58    点击次数:200

    安全配资 通过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成本与挑战几何|解码特朗普关税

    当地时间4月9日安全配资,美国针对不同贸易伙伴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将正式生效。

    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称这一关税措施颇具“爆炸性”,旨在迫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让步。他同时表示,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令他满意,预计每日可达20亿美元。

    然而,特朗普能达成目的吗?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系副主任马弘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政策目标至少包括四点,即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促使制造业回流、作为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迎合特定选民群体。但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可能性很低、成本极高”,在增强出口竞争力方面也将适得其反。

    马弘表示,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若按4月2日税率实施,其平均关税已经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对贸易的依赖也远胜当年。“如果这一对等关税按计划推进,美国乃至全世界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他称。

    图源/清华大学官网

    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目标与效果

    第一财经: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核心政策目标是什么?

    马弘: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及其内阁表态看,对等关税至少有四重目标:

    一是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长期推动“国内减税、国际加税”的税收结构调整;二是限制外国竞争对本国企业的冲击,保护特定产业的生产和就业,逐步促使制造业回流,确保供应链安全;三是作为谈判筹码讨价还价,我们看到一些经济体在加税威胁下降低对美关税以求“豁免”;四是迎合特定选民群体(即MAGA选民)。研究发现,2018-2019年贸易战中,摇摆州获更多关税保护,而关税受益地区也更倾向支持特朗普。

    这些目标的优先级因时而变,加之本届美国政府内部理念分歧,政策执行显得较为凌乱,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从4月2日公布的对等关税计算公式看,其重点似在“平衡”双边贸易逆差:对美出口顺差占比越高,税率越高,除10%税率经济体外,美国从其他经济体征收的关税税额正好等于它们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值的一半。

    第一财经:关税能否有效促进制造业回流与出口竞争力?

    马弘: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可能性很低、成本极高。贸易结构反映了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国际分工,消费品如汽车、手机、服装依赖全球数十国、成百上千家供应商的高效协作。这种成熟的跨国供应链并不会因为简单粗暴的关税手段就“自然”地在美国国内建立起来,美国也并不具备适合这些产品生产的禀赋条件。

    至于通过关税提升出口竞争力,更近乎“天方夜谭”。当前美国制造业大量依赖进口工业中间品,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国内生产成本,损害而非增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例如,美国依据232条款对钢铝进口加征关税,看似保护了国内生产,却抬高了下游机械、汽车企业的成本,导致市场萎缩;对汽车零部件加税还直接冲击了福特和通用汽车的美国工厂。

    历史教训与现实挑战

    第一财经:特朗普批评的所谓“关税不对等”现象的历史成因是什么?

    马弘:全球160多个WTO成员基于最惠国待遇(MFN)原则相互加征关税,这些税率经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贸组织(WTO)多轮谈判(如乌拉圭回合、东京回合)达成,并无条件惠及所有成员。各成员也可自行主动降至WTO承诺税率以下。

    很大程度上,WTO在美国主导下主动吸纳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给予其“发展中国家”地位,允许逐步降低关税。以中国为例,2001年加入WTO时承诺平均关税降至9.8%,2005年兑现,至2023年加权MFN关税已降至3%。此外,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如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分成员间可实现零关税。

    总而言之,当前各经济体之间的税率水平和结构,是战后GATT及WTO框架下多轮次的多边、诸边和双边谈判一致同意的结果,并非特朗普所称的针对美国的不公。WTO数据显示,2023年,瑞士平均关税只有1.7%,日本1.9%、欧盟2.7%,中国也仅为3%,与美国2.2%相差不大。

    从4月2日正式公布的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公式看,特朗普政府关注的也并非双边税率对等,而是货物贸易的平衡——这几乎无法实现。

    2001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各国之间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假设特朗普政府意图以对等关税作为谈判手段迫使各国主动加速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的改革,其“榨取式”的行为对规则、制度和共识的损害也会让这一意图得不偿失。

    第一财经:历史上,美国曾在不同时期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这些政策是否实现了当时的目标?如今推行对等关税,面临的阻力与复杂性是否远超过去?

    马弘: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经济极端不平等造成企业生产过剩、产业工人消费能力不足,进而引发企业破产和银行挤兑的一系列危机。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美国1930年颁布《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美国平均进口关税提高至近20%。

    然而,此举非但未保护本国产业,反而招致其他工业化国家纷纷提高关税加以反制,竞争性的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加码失控,全球贸易额萎缩至1929年的三分之一,对当时已经深陷危机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长远看,关税战导致各国始终无法走出经济危机,恶化了失业与不平等,加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助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极端化,各国之间矛盾进一步恶化,最终带来深重灾难。

    如今,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若按4月2日税率实施,其平均关税已经超过了大萧条时期,美国对贸易的依赖也远胜当年。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对等关税按计划推进,美国乃至全世界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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